在過去，衝突現場的情景可能隔幾天之後，會化為報紙嘲諷漫畫專欄的題材。在照相器材發達的時代，英勇的攝影師們會將這些衝突印照在報章雜誌的封面上。在手機可以錄影的時代，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偷偷地用手機鏡頭的一角，鮮明地紀錄衝突的影與聲。

而在現在這個手機鏡頭畫素破千萬，smartphone錄影速度飛快，影像編輯軟體也更簡單使用的時代，紀錄者的身分模糊化了，而所有衝突不但快速被記錄、快速被編輯、快速被質變處理，快速的從「忠實記錄」轉變為社群網站上的笑點與哭點。

蘇珊桑塔格在《論攝影》與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裡深刻地探討旁觀，以及紀錄旁觀的攝影行為背後的意識形態，但在這個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，似乎意識形態已經不是還需要深刻討論的隱喻曖昧，而是淺顯易懂、一見即能挑動觀者情緒的主體，反倒紀錄本身觀點是否偏頗已不再是重要的辯證，因為在無數的變形、翻版與改編中，只剩下非理性的情緒而已。

有趣的是，甫逝世的電影巨匠亞倫雷奈，一生鑽研人類回憶的模糊曖昧題材，《去年在馬倫巴》的片尾，似乎誰也不確定是不是去年我們真在馬倫巴。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新聞紀錄的演化似乎反而更接近人類本體的記憶流程，最終我們沒人記得是否曾到過馬倫巴，只記得去年我們曾歡樂過一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