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過去,衝突現場的情景可能隔幾天之後,會化為報紙嘲諷漫畫專欄的題材。在照相器材發達的時代,英勇的攝影師們會將這些衝突印照在報章雜誌的封面上。在手機可以錄影的時代,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偷偷地用手機鏡頭的一角,鮮明地紀錄衝突的影與聲。
而在現在這個手機鏡頭畫素破千萬,smartphone錄影速度飛快,影像編輯軟體也更簡單使用的時代,紀錄者的身分模糊化了,而所有衝突不但快速被記錄、快速被編輯、快速被質變處理,快速的從「忠實記錄」轉變為社群網站上的笑點與哭點。
蘇珊桑塔格在《論攝影》與《旁觀他人之痛苦》裡深刻地探討旁觀,以及紀錄旁觀的攝影行為背後的意識形態,但在這個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,似乎意識形態已經不是還需要深刻討論的隱喻曖昧,而是淺顯易懂、一見即能挑動觀者情緒的主體,反倒紀錄本身觀點是否偏頗已不再是重要的辯證,因為在無數的變形、翻版與改編中,只剩下非理性的情緒而已。
有趣的是,甫逝世的電影巨匠亞倫雷奈,一生鑽研人類回憶的模糊曖昧題材,《去年在馬倫巴》的片尾,似乎誰也不確定是不是去年我們真在馬倫巴。而從這個角度來看,新聞紀錄的演化似乎反而更接近人類本體的記憶流程,最終我們沒人記得是否曾到過馬倫巴,只記得去年我們曾歡樂過一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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